《周易大發現》（四十四）

卷五：發現了《周易》學術

第二章：《易傳》前（先秦）《周易》學術

第二節:《左傳》一書記載人們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解釋與論述，即歷史上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本內容最早的學術

已知《左傳》一書里記載史巫用繇題式《周易》用于卜筮，而上層人士則直接引用《周易》文句用于說理。并且《左傳》一書里還記載了對繇題式《周易》文辭的解釋與論述，當屬《周易》學術史上最早的記錄了。

我們也將《左傳》一書里記載屬解釋與論述“繇題”式《周易》的例子列舉如下：

①、《左傳·襄公九年》里記：“穆姜薨于東宮。始往而筮之，遇《艮》之八。史曰：‘是謂《艮》之《隨》。隨其出也。君必速出。姜曰：‘亡，是于《周易》曰：‘《隨》，元亨利貞，無咎?！?，體之長也。亨，嘉之會也。利，義之和也。貞，事之干也。體仁足以長人，嘉德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干事，然，故不可謂元。不靖國家，不可謂亨，作而害身，不可謂利。棄位而姣，不可謂貞。有四德者，《隨》而無咎。我皆無之，豈《隨》也哉？我則取惡，能無咎乎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?！?/p>

我們先看看這段的譯文:“穆姜死在東宮里。開始住進去的時候，卜筮得《艮》時出現一個不變的符號畫(也像八寫法的符號，筆者注)，便說為遇《艮》之八。太史說：“這叫做《艮》變為《隨》?！峨S》，是出走的意思。您一定要趕緊出去?！蹦陆f：“不用出去！這在《周易》里說‘《隨》，元、亨、利、貞，沒有災禍?！?，是軀體最高的地方；亨，是嘉禮中的主賓相會；利，是道義的總和；貞，是事情的本體。體現了仁就足以領導別人，美好的德行足以協調禮儀，有利于萬物足以總括道義，本體堅強足以辦好事情。這樣，所以是不能欺騙的。因此雖然得到《隨》而沒有災禍?，F在我作為女人而參與了動亂。本來地位低下而又沒有仁德，不能說是元。使國家不安定，不能說是亨。做了事情而害自身，不能說是利。丟棄寡婦的地位而修飾愛美，不能說是貞。具有上面四種德行的，得到《隨》才可以沒有災禍。而我都沒有，難道合于《隨》嗎？我挑取邪惡，能夠沒有災禍嗎？一定死在這里，不能出去了?！?/p>

這是魯成公的母親穆姜在搬進東宮時，曾筮了一個《艮》之八的卦。占筮的太史說是《艮》之《隨》，“隨”是出去的意思，所以太史想讓穆姜迅速的離開東宮。而穆姜則用春秋《周易》文本里《隨》中的“元亨利貞，無咎”，以四德來解釋，反對史官占筮的意見。認為自己沒有遵尋信德而行事，與四種美德全無，又怎能合乎《隨》里的“無咎”呢？認為自己惹出禍端，又怎能沒有禍呢？所以認為自己就應死在那里，無法出去了?！笔饭僬俭?，用解釋《隨》是出去的意思建議穆姜迅速離開東宮，而穆姜確以《隨》里的“元亨利貞，無咎”，對照自己的行為，認為既不但不認為是“大吉大利，無危險”兆頭，而且認為自己應該死于東宮，這可是與史巫形成鮮明的認識對比，從穆姜用四德解釋“元亨利貞”，以反對史巫占筮的說法，這既是最早從一個測面有力批駁史巫占筮荒謬的例子，又是開義理解釋《周易》文辭的先河。穆姜能從占筮出的《隨》里引用“元亨利貞，無咎”從義理上解釋，對照自己的行為，預知出結果的可知性，這是理性的思維方法。若按史巫筮卜出《隨》卦，而認為《隨》里的繇辭不正是“元亨利貞，無咎”嗎，那么穆姜搬進東宮，不正是“大吉大利，沒有害處”的兆辭了嗎？看來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，而是從“元亨利貞”引出四德理論對照自己的行為，能夠理性的認識到現實中自己的結果，還能有什么“無咎”，而不會是好結果。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結果，也就愿意死在東宮。上層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維看待自己的行為后果，而不是聽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兇說法。這即是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書一書最早所做理性的看法。這穆姜(假托穆姜而已)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本里的“元亨利貞”做四德的解釋法，可以說是最早從義理上釋解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“易學”了。這里的四德解釋《周易》，后來確實收進到《易傳·文言》文章里。

《左傳》里記穆姜是最早把"元亨利貞"以"四德"解釋。而后來的《易傳·文言》釋:“元”者，善之長也；“亨”者，嘉之會也；“利”者，義之和也；“貞”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“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貞?！?/p>

雖然《易傳·文言》面對的是今本《周易》做出的學術，不過無論是春秋《周易》文本，或是今本《周易》，除格式不同外，而文辭內容是一樣的。

②、《左傳·昭公二年》里記載:“二年春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且告為政而來見，禮也。觀書于大史氏，見“易象”與《魯春秋》，曰：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也?！?/p>

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，屬春秋后期，這時的孔子還是小孩子（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）。這個時期是理性思潮進一步上升的時期，也是將孕育一個偉大人物成長的時期，也是筮術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時期，也是上層人士理性看待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，使《周易》恢復義理文本化的時期。這韓宣子所見到的《易》“象”，并不是一些學者認為的《周易》卦象，應是指解釋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的學術文章，即“大象”。由《左傳》來看，早在春秋初期，就有史巫用春秋《周易》文本卜筮，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在韓宣子所見“易象”之前，并非是罕見之物。韓宣子所見到的“易象”與“魯春秋”表現出的驚訝，說明他見到的“易象”并不是指《周易》一書，也不是卜筮的八卦取象；應是以義理解釋春秋《周易》文本最早出現的學術文章，即“大象”一文。才會使韓宣子感到驚奇，才會說出：“周禮盡在魯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也?！边@無疑把所見到的“易象”與傳說中的周公之德，與周人推翻殷紂建立周朝的政治掛起鉤來。也說明《易》“象”是講義理（政治理論）的文章，也無疑的間接的說明《易》是周公之德與周王天下的道理有關，韓宣子決不會認為《易》是一部占筮書，若認為《易》是筮書，就不會說“周禮盡在魯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也?！边@說明在韓宣子眼里，《易》與《象》都是講義理的書。

故韓宣子見“易象”而說的話，是間接的議論《周易》是一部義理之書。這已是先秦《周易》學術上的義理派的雛形。

③、《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又出現了子服惠伯對《周易》的說法?！蹲髠鳌ふ压辍防镉洠骸澳县嶂畬⑴幸病县崦扼咧觥独ぁ分侗取吩唬骸S裳元吉’以為大吉也，示子服惠伯曰：‘即欲有事，何如？’惠伯曰：‘吾嘗學此矣，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必敗。外強內溫，忠也。和以率貞，信也。故曰‘黃裳元吉’。黃，中之色也。裳，下之飾也。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，下不共，不得其飾。事不善，不得其極。外內倡和為忠，率事以信為共。供養三德為善，非三者弗當。且夫《易》，不可以占險，將何事也？且可飾乎，中美能黃，上美為元，下美則裳，參成可筮。猶有闕也，筮雖吉，未也?！?/p>

我們再看看這段話的譯文:“南蒯將要叛變的時候……南蒯不提出所問的事情而占筮，得到《坤》里的以《比》做繇題里的繇辭說，“黃裳元吉”，就認為是大吉大利。把它給子服惠伯看，說：“如果有事情，怎么樣？”惠伯說：“我曾經學習過這個，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，不然就必定失敗。外表強盛內部溫順，這是忠誠，以和順行卜問之事，故為信。所以說‘黃裳元吉’。黃，是內衣的顏色。裳，是下身的服裝。元，是善的第一位。內心不忠誠，就和顏色不相符合。在下面不恭敬，就和服裝不相符合。事情辦理不好，就和標準不相符合。內外和諧就是忠，根據誠信辦事就是恭，崇尚上述三種德行，就是善，不是這三種德行就無法承當繇辭的筮問。而且《周易》不能用來占卜冒險的事情，您打算做什么呢？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？中美就是黃，上美就是元，下美就是裳，這三者都具備了才可以合于卜筮。如果有所缺少，筮出雖然吉利，未必能行?！?/p>

這里記載子服惠伯也是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文辭上的義理解釋，及對人們以《周易》占筮上的最早論述。

南蒯卜筮，筮出的是春秋《周易》文本里《坤》卦的以《比》為繇稱里繇辭“黃囊元吉”，現今本《周易·坤》卦里"六五"爻辭已然是"黃裳元吉"。南蒯認為是大吉之神示，就認為若辦什么事情，也自然是大吉大利了。而子服惠伯卻從兩個方面進行了闡述。

一是從《坤》的“黃裳元吉”這四個字上進行了義理解釋。

二是從對用《周易》卜筮道理上的論述。

特別是對用《周易》卜筮上，可說是首發對用春秋《周易》文本卜筮上的論述，子服惠伯的說法，如同周初產生的“以德配天”觀念。這子服惠伯對《周易》一書用于卜筮的說法，可以說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會新思潮下的新理論，即是“以德配筮”的觀念。這實際也是在面對《周易》一書的性質問題，既沒有發現原創《周易》，也無法正確去揭示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為何成為算卦之用，而只能出現折中主義的說法?！拔釃L學此矣，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必敗?！弊臃莶诿鎸δ县嵊谩吨芤住敷卟返玫健独ぁ防铩包S裳元吉”的文辭，認為“大吉”所尋問時做出的一番回答。這句話的白話意思：“我也學過這個，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結果。不然就必定失敗?！边@是說若問忠信之事用《周易》卜筮合適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《周易》占筮就必然失敗。這把《周易》變成忠信之事卜筮的工具說法了。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觀念了。邪惡之事是不能用《周易》占筮的。這是把《周易》用于筮卜附加了條件。且不說這是何邏輯，但子服惠伯在解釋“黃囊元吉”可是從義理上進行的。解釋《周易》里的句子是從義理上，而論說《周易》文辭在面對筮卜時，可并不是反對卜筮，而是對用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筮卜只是附加了條件，即忠信之事則可，邪惡之事必定失敗。這應是最早亦筮亦理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說法了，一面對《周易》文辭做義理解釋，而另一面對《周易》卜筮只是認為忠信之事則可。這種亦筮亦理的對待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看法，無疑對戰國末期產生的《系辭傳》里的亦筮亦理去釋解今本《周易》所產生的影響。子服惠伯應是首創雙重標準(亦筮亦理)看待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學術開始。

總之， 在對春秋時期流傳于世的春秋《周易》文本（即“繇題”式《周易》）最早學術上，即《易傳》以前的學術上，穆姜是開義理釋“繇題”式《周易》文辭之先。韓宣子是一種間接的對“繇題”式《周易》一書的評論，也是開議論“繇題”式《周易》是一部義理之書之先。子服惠伯開創了對“繇題”式《周易》一書“亦理亦筮”的觀點，是后儒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”的承繼（《易傳·系辭傳》）。

以上內容小結

我們通過先秦地上最早文獻《左傳》一書所記載對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運用和言論，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，并對后世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。

一、占筮運用

史巫由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里所用那套符號衍生出八卦筮術，而錯把《周易》文辭改造當卜筮的繇辭“以《周易》筮之"。

已知《周易》是一本書，并且在春秋時期是有一套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統領著《周易》六十四篇文章和每篇文章里的六個句子題稱。也已知這種《周易》文本格式，是史巫在原創《周易》一書所用的一套符號基礎上篡改成“繇題”式的結果。

史巫"以《周易》筮之"，關鍵是《周易》一書所用的那套符號造成史巫認識上的錯，并埋下《周易》為卜筮之用的禍根。這原因的根本是與傳統上占卜的習俗有關。

自此把《周易》所用的那套符號衍生的八卦筮術上的取"象"混同于《周易》。也由此把卜筮貼到《周易》身上，《周易》背上卜筮的黑鍋，也成為后世把《周易》當成卜筮書的根源。

二、義理引用

諸侯國的上層人士直接引用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里的文句用于說理。

春秋時期在諸侯國的上層人士眼里并沒把《周易》當成卜筮之書看待，而是作為義理書直接引用并闡明事物的道理，這也是個不爭的實事。

《左傳》里記載所引用《周易》，如同《詩》、《書》那樣直接引用說明事理。這種引用《周易》文句說理一直影響了整個帝制時期里2千多年里沒有中斷。

三、取象引用

由史與醫從《周易》所用那套符號衍生出的八卦取象筮術混同于《周易》，而引用取象來說明事理。

《左傳》里已明顯出現了兩種引用用法，既取"辭"(《周易》里文辭)引用和取"象"(《周易》所用符號上已被衍生出八種物象，后稱"八卦"取象)引用。

特別是史與醫的"取象"說，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而醫和，史墨引用八卦卜筮內容，雖是用于說理，但混淆《周易》與八卦筮術概念，是造成混亂的開始，是把《周易》后出的"八卦"筮術用語混同于《周易》。

并且這是由"象"占(八卦取象卜筮)而引發出"象"理(取象說明事理)，影響后世發展出龐大的"象數派"易學學說(當然是《周易》又被篡改成數字卦爻格式后，增加了"數"說)。

四、義理解釋《周易》文字

《左傳·襄公九年》里記：“穆姜對《周易》里的“元、亨、利、貞”解釋為:“元，體之長也。亨，嘉之會也。利，義之和也。貞，事之干也?！?/p>

穆姜是開義理釋《周易》文辭之先。并對后世今本《周易》一書文辭的注釋同樣影響之深。

五、義理闡述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一書的性質

《 左傳·昭公二年》里記載:“二年春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?！坝^書于大史氏，見‘易象’與《魯春秋》，曰：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也?！?/p>

韓宣子是一種間接的對《周易》一書的評論，也是開議論《周易》是一部義理之書之先。此對孔子影響之深。

六、亦筮亦理雙重看待《周易》

《 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又出現了子服惠伯對《周易》的說法。

子服惠伯既對《周易·坤》里的“黃裳元吉”從義理上解釋為“黃，中之色也。裳，下之飾也。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，下不共，不得其飾。事不善，不得其極?！?/p>

又把《周易》解釋為“且夫《易》，不可以占險，將何事也？且可飾乎，中美能黃，上美為元，下美則裳，參成可筮。猶有闕也，筮雖吉，未也?！?/p>

子服惠伯開創了對《周易》一書“亦理亦筮”的觀點。既義理解釋《周易》文辭，又解釋忠信“可筮”。對后世"亦理亦筮"雙重標準對待今本《周易》影響深運。

如《易傳·系辭》里的說法: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；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?！?/p>

再如現在的“辭書”及學者們對《周易》性質說"《周易》是一部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"，這說法既是個雙重說法，又是個悖論。

總之，《左傳》一書（帝制里被尊為經書之一）所記載春秋時期人們運用和言論的"繇題"式《周易》（春秋《周易》文本），對后世“易學”無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莫過于最重要的影響是“亦筮亦理”地看得今本《周易》（《周易》又一次被篡改為六·九數字卦爻格式），實乃是原創《周易》一書上的陰差陽錯。這正是把原創《周易》一再篡改后的算卦格式與文辭內容形成巨大反差，而形成悖論“易學”的根本所在。

本書首發來自17K小說網，第一時間看正版內容！